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顾农:鲁迅未被重视的“轻性论文”
来源 :文汇报 | 顾农  2021年09月25日08:46

对于鲁迅作品,人们相对重视《呐喊》《彷徨》《野草》《朝花夕拾》《故事新编》五种创作和大量杂文,学术著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《汉文学史纲要》和新旧体诗也有相当的读者。此外鲁迅还写过若干论文,收录在他的杂文集子里,往往被视为杂文。按其实,这些文章乃是论文,无非不是常见的学院派论文,而是可读性很强的“轻性论文”。

鲁迅也写过学院派论文,如研究小说史问题的《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》,讨论古籍版本的《〈嵇康集〉考》等,但为数甚少。鲁迅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讲中国小说史之前,学术积累较多的是先唐古小说和唐代传奇文,宋及其以后的话本、拟话本相对薄弱,于是下大力气研究,《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》就是这方面的成果之一,先发表于《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》(1923年12月1日),后收入《坟》。拿这篇论文同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的初稿本与修订本之有关部分对读,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是一篇为增补小说史讲义撰写的的前期成果。《〈嵇康集〉考》则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书时,为该校行将推出的《国学季刊》而作,大抵是利用了过去从事《嵇康集》校本时搜集的材料,他在1926年11月4日致许广平的信中说是“将先前弄过的东西东抄西撮,到半夜,并今天一上午,做好了,有四千字,并不吃力”。此文澄清了《嵇康集》许多文献上的问题。后因《国学季刊》未能出版,这篇文章也就没有发表,直到1954年公诸于世,今已收入《古籍序跋集》(按此文宜乎编入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)。

像这样正规的论文,鲁迅写得不多,他的论文大部分是类乎学术随笔的轻性论文。“轻性论文”是鲁迅本人创造的一个提法,他在1933年11月12日致杜衡信中说:轻性的论文实在比做引经据典的论文难,我于评论素无修养,又因病而被医生禁多看书者已半年,实在怕敢动笔。

学院派论文一般非要引经据典不可,重材料和论证,从中可见学问,但对于可读性一般不甚介意。轻性论文则是写给广大读者看的,发表在报纸或非专业刊物上,讲究深入浅出、由博返约、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,有时也可称为学术随笔。当然,两者也并没有明确边界。

随笔是鲁迅乐于从事的文体,在《坟》《三闲集》《二心集》中已有若干,到《南腔北调集》和三本且介亭杂文集里,就更多一些。所谓随笔,一方面来源于中国古代的笔记;另一方面则受英国的essay的影响,写法极自由,可叙事,可议论,可抒情,篇幅不拘,当然一般来说比短评要长一点。鲁迅的随笔可分为议论性随笔和叙事性随笔两种,以叙事为主的文章同他先前的回忆散文基本为一路(参见拙作《〈朝花夕拾〉后续诸文》,《文艺报》2019年5月15日第7版);而更多的作品以议论为主,写法雍容,侃侃而谈。《且介亭杂文》中的《看图识字》《阿金》《病后杂谈》诸篇是鲁迅本人明确指为随笔的,准此以推,他的《拿来主义》《说面子》《脸谱臆测》等也应当算是随笔。议论性随笔中大谈学术问题的一般说成是学术随笔,而鲁迅则称为“轻性论文”。

包括轻性论文在内的随笔,在鲁迅晚年文章中比重明显增加,这固然可以说他为文之道更上层楼,也与其时发表不易大有关系。鲁迅感叹过:“要做得含蓄,又要不十分无聊,这正如带了镣铐的进军。”(1935年6月7日致萧军)在这种情况下,峭拔犀利的短评远不如从容舒缓的随笔便于发表。

轻性论文的通俗是就表达而言,并非没有深度和思想。须义理、考据、辞章全都在行,考证又不能是迂夫子式的纯述证,而往往多有略一点醒即令人眼前一亮的辩证。引文当然总会有一点,但很有控制,讲究空灵蕴藉,举重若轻。总之,轻性论文对作者的要求相当高,而鲁迅却因难见巧,为后来者树立了榜样。

在鲁迅的用语体系中,“杂文”指编年体文集中的各种文章,不管其文体如何,都夹杂地编在一起(详见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),可见“杂文”是一个集合概念,而非文体的一种,也不能用来指称某一篇具体的作品。鲁迅杂文集子里的文章,占主要部分的除了杂感、记叙性随笔,就是轻性论文。杂感即文艺性短评,最能代表鲁迅的特点,于是人们有时就把这种杂感称为“杂文”——这种文体意义上的“杂文”后来流行甚广,沿用至今。在鲁迅的《热风》《华盖集》《华盖集续编》《而已集》《三闲集》《伪自由书》《准风月谈》《花边文学》这八本书中,大部分文章都是杂感,这些文章是鲁迅杂文中的大宗,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文,书名就叫做《鲁迅杂感选集》。近人对鲁迅杂文进行艺术上的分析,也往往多以杂感作为讨论对象。学鲁迅的路子写文章的人,也多半写杂感,亦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某种艺术性的短篇评论。

鲁迅的记叙性随笔和轻性论文,则不那么受人重视。鲁迅自己是多次提到过的,例如他说收在《坟》这本集子的是“论文和随笔”(《三闲集·鲁迅译著书目》),又说《二心集》中也有论文。鲁迅在《三闲集·序言》中写道:“我的第四本杂感《而已集》的出版,算起来已在四年之前了。去年春天,就有朋友催促我编此后的杂感。”这里的意思是将《热风》《华盖集》《华盖集续编》《而已集》视为杂感集,而以《三闲集》为其第五种。这种提法,就是把《坟》那种收录论文和随笔的集子排除在外的。

《三闲集》中有两篇“夜记”——《怎么写》和《在钟楼上》,应当算是随笔。鲁迅在《三闲集·序言》中说:从写作时间上来说,这两篇“夜记”本应收入《而已集》,但当时想“另成一书”,所以没有编入,而后来那样的随笔未及多写,现在就将它们收在这里了。可见鲁迅在编集子的时候,本来很有些文体方面的考虑,后来因为形势不容许他太多地顾及文体,只好采用编年的方法,“只按作成的年月,不管文体,各种都夹在一起”(《且介亭杂文·序言》),《二心集》《南腔北调集》和晚年的三本且介亭集,都是这样编成的。

从后来的情况看,没有得到充分重视的是鲁迅的轻性论文。事实上这里有许多重要文章,例如前期的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《论“他妈的”》和《破〈唐人说荟〉》等篇。后期鲁迅的轻性论文尤多,《门外文谈》《隐士》《论讽刺》《从“别字”说开去》《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?》,无一不是绝妙好辞。鲁迅晚年尤喜作读史新论,对史事作意味深长的分析和评议,行文委婉老辣,无学究气,亦无火气,谈言微中,例如《且介亭杂文》中的《儒术》《隔膜》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《病后杂谈》等文,皆为此中名篇,略举几例稍加分析。

其一,《儒术》。此文研究元好问的历史旧案,最后一转而联系当下,加以发挥,讥讽时事,为轻性论文的路径树立了样板。文章开头即道:

元遗山在金元之际,为文宗,为遗献,为愿修野史,保存旧章的有心人,明清以来,颇为一部分人士所爱重。然而他生平有一宗疑案,就是为叛将崔立颂德者,是否确实与他无关,或竟是出于他的手笔的文章。

金国将领崔立当时任首都洛阳的西门元帅,天兴二年(1233)蒙古军队围城,皇帝金哀宗已先行逃走,而这位崔元帅遂自立为王,同时向元人投降。其时一帮群小拟为之立功德碑,后因种种原因,碑并未树起来,而碑文操刀者已经存在一个节操问题,后来彼此推诿,形成一个疑案。鲁迅在文章中引用了一段《金史·王若虚传》,然后写道:

碑虽然“不果立”,但当时已经发生了“名节”的问题,或谓元好问作,或谓刘祁作,文证具在清凌廷堪所辑的《元遗山先生年谱》中,兹不多录。经其推勘,已知前出的《王若虚传》文,上半据元好问《内翰王公墓表》,后半却全取刘祁自作的《归潜志》,被诬攀之说所蒙蔽了。凌氏辩之云:“夫当时立碑撰文,不过畏崔立之祸,非必取文辞之工,有京叔属草,已足塞立之请,何取更为之耶?”然则刘祁之未尝决死若王若虚,固为一生大玷,但不能更有所推诿,以致成为“塞责”之具,却也可以说是十分晦气的。

而问题在于,为崔立作的功德碑虽由刘祁(字京叔,1203—1250)属草,但元好问仍然脱不了干系,因为刘祁只是一介太学生,要讲究文辞之工,还得请文章高手元好问来过目把关,甚或重写。元好问本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节,后来竭力否认自己与此事有关,而凌廷堪为爱护元好问起见,更大力为他开脱,但只是这么一句“非必取文辞之工”却远不足以解决问题,功德碑如果文辞水平更高,自应更合崔立的心意。鲁迅不完全采信凌廷堪的结论,而以“疑案”了之,体现了严谨的学者态度。

鲁迅文章中又提到的元好问的另一旧案,更进而说到“儒术”这个主题上来。金朝灭亡之后,他与张德辉等人“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,世祖悦而受之”(详见《元史·张德辉传》)。由此又可见元好问的圆滑世故,以及中国士人欲以儒家的一套来约束规范新兴之统治者的努力。鲁迅接着写道:

以拓跋魏的后人(按指元好问,他是北魏皇室拓跋氏的后裔)与德辉,请蒙古小酋长为“汉儿”的“儒教大宗师”,在现在看来,未免有些滑稽,但在当时却并无訾议。盖蠲除兵赋,“儒户”均沾利益,清议操之于士,利益既沾,虽已将“儒教”呈献,也不想再来开口了。

此事同样显得元好问为人圆滑,但是他奉送元世祖加一顶“儒教大宗师”的高帽子,促进他实施一些仁政,对于“儒户”有益无害。把这个事关“儒术”的道理想通,对于读通中国历史包括儒学史都是大有启发的。

其二,《隔膜》。这是一篇分析清代文字狱的妙文。三十年代前半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陆续编印了九辑《清代文字狱档》(1931.5—1934.4),引起学术界读书界的高度关注,鲁迅也十分注意,就此写了好几篇文章。其中笔墨最为集中的是《隔膜》和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二文。《隔膜》分析的是《清代文字狱档》第八辑中的《冯起炎注解〈易〉〈诗〉二经欲行投呈案》,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依据的则是第六辑中的《尹嘉铨为父请谥并从祀文庙案》。

鲁迅不仅分析个案,还进而对整个文字狱以至清朝的文化政策发表意见。其中一个结论是:“大家向来的意见,总以为文字之祸,是起于笑骂了清朝,然而,其实是不尽然的。”“……并非反动的还不少,有的是卤莽,有的是发疯,有的是乡曲迂儒,真的不识忌讳;有的则是草野愚民,实在关心皇家”(《隔膜》),凡此诸人之被卷入文字狱,皆为冤案。在清朝皇帝看来,即使说的话本身不一定错,但由你妄自跑出来言说,就是犯了罪。清代文字狱大部分是冤狱,冤就冤在“隔膜”。

鲁迅还根据《清代文字狱档》的记载,买过一部曾经是禁书的蔡显《闲渔闲闲录》,也做了简明深刻的分析,其意见见于他另一篇轻性论文《病后杂谈》。蔡显案的有关档案在《清代文字狱档》第二辑中。此案也是一件莫名其妙的冤案。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松江府华亭县七十一岁的老举人蔡显(字笠夫,号闲渔)把自己的杂著编印成一部《闲渔闲闲录》,分送学生和友人;当地有人写匿名信揭发他,蔡老不服气,带了一部自己的著作到府里去“呈首”,主动交上著作请求审查,以便消弭诽谤。不料松江府知府审查以后,却认为“书内所载多有不法之语”,于是逐层上报给江苏巡抚明德和两江总督高晋;两位高官更查出其中问题甚多,迅即采取严厉措施,将蔡显“提解到省,并于该犯家中搜查不法书籍,并究明有无党羽,及其家属逐一押解来省”(《高晋等奏查蔡显呈首审拟折》),参与校字的门生、写序的朋友也都一并抓来,分别判以重刑。稍后由高晋领衔、明德同署,将有关情况书面呈报给乾隆皇帝。表明政绩,大有邀功之意。

不料这些材料送上去不久,立即遭到严厉的谴责,乾隆在上谕中指出:“蔡显身系举人,辄敢造作书词恣行怨诽,情罪重大,实为天理国法所难容”,而大小官员“略摭无关紧要之文巧为塞责,而于吃紧关键不肯复加指摘,高晋等使若辈得售其术,朕则岂能依样葫芦漫然不为审视乎?”这份圣旨到了江苏,高晋、明德“跪读之下惶愧无地”,高度紧张,立刻上奏折请罪,说“惟有仰恳圣恩将臣等交部严加议处,以为办事率忽者戒”(《高晋等奏请交部议处折》)。但乾隆对此又批道:“览。若应议处早交部矣。”地方官本以为已经十足卖劲,一味从重从快了,不料结果没有抓住要害,有假批判的嫌疑,遂遭严谴。从此各地官员再来查办文字狱的案子,一定是更加重得可怕了。

鲁迅买到嘉业堂本《闲渔闲闲录》以后,“细看了一遍,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”。联系《隔膜》一文来看,这里他虽然只说了这么一句话,却也已经把清代文字狱的奥妙点破了。

如果要用八个字来讲“轻性论文”的特色,大约可以说是简明扼要,举重若轻。当今有些学术论文冗长散缓到连业内人士也不大高兴拜读,如能参考借鉴一点鲁迅的论文,或者是一副可补可泻的良药吧。

(作者为绍兴文理学院鲁迅研究院客座研究员、扬州大学教授)